第7章 喝水与历史 (第4/4页)

，一些传教士从空荡荡的欧洲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吃rou太少，委实可怜。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流行病疫使欧洲人口减至六千万以下，欧洲哪有那么多荒地来牧牛放马？另一位名叫卡勒里的神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比马贱，官员们不坐马车而坐人轿，“轿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鞑靼小马”。他不知道，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清代初期的一亿再次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人命是没法珍贵得起来的，人道主义也就难免空洞而遥远。一旦陷入这种困境，不管有多少好官，不管有多少好主义，社会离灾荒和战乱这一类人口剪除大手术不会太远，脚夫们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面对危机的社会，思想家们能诊断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祸因，但是否漏诊了人满为患这一条更为深远之因？是否漏诊了导致人满为患的各种条件——包括喝开水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创造？

    在人满为患的刚性条件之下，光是吃饭这一条，就不可能不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和灾难化。如果没有控制人口之策如计划生育、独身主义等等，如果也没有增加食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产化肥、发明杂交水稻等等，诸多制度层面的维新或革命，诸多思想层面的启蒙或复古，终究只有治标之效，只是隔靴搔痒和事倍功半，甚至左右俱失和宽严皆误，一如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纯属“无聊的胡闹”。

    端起水杯的时候，想起这些纷纭往事，一口白开水也就变得百味交集了，为历史上的成功者，也为历史上的失败者。

    2003年6月

    *最初发表于2003年《读书文摘》杂志。